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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三學社中央委員陳利浩:建議把手機作為個人健康終端

    黨外精英

    2020-03-04 09: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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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從疫情防控到復工復產,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智能科技大量運用其中,讓人們眼前一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部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強調,戰勝疫病離不開科技支撐。工信部也發出倡議:要充分發揮人工智能賦能效用,協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如何看待智能科技在疫情防控和社會治理方面的作用優勢?我國智能科技發展還面臨哪些瓶頸制約?未來發展和應用前景如何?圍繞這些問題,《團結報》記者專訪了曾任中國軟件行業協會副理事長的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廣東省委會副主委、遠光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兼董事長陳利浩。


    陳利浩


    以下為采訪實錄:


    記者


      紅外測溫、智能配送、問診機器人、遠程辦公……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智能科技應用大量運用其中。作為專業人士,您認為人工智能在疫情防控、復工復產中哪些方面表現較為突出?讓您印象深刻或眼前一亮的人工智能應用有哪些?

    陳利浩:本次“戰疫”,使互聯網、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凸顯了優勢。


    在疫情防控中,非常亮眼的是基于“位置”的應用。無論是宏觀的人員流動,還是個人的近期“蹤跡”,都展示了良好的效果。發一個短信、運營商就可以提供你近期到過的地方,輸一個手機號碼、系統就能給你準確的健康碼,非常便利。至于感染路徑的確定、傳播鏈條的分析,更是依賴于“位置”數據和視頻數據的運用,“密切接觸人員”,不少是從這些大數據分析、查找出來的。


    在復工復產中,遠程工作方式異軍突起。以我所在的遠光軟件公司為例,春節前我們就做好了遠程工作方式的技術準備,從2月初開始,4000多名同事中95%以上都在家里通過遠程方式工作,既避免了人員流動聚集,又保證了公司業務穩定。據了解,多數技術密集型、智力密集型企業都以這種方式在工作。你可以設想一下,如果這次疫情發生在非典的年代,以當時的互聯網、大數據技術應用水平,對企業復工復產和整個社會經濟的影響一定會嚴重很多。

    記者


      2017年您在《基于大數據 用人工智能助推社會治理》一文中指出,建議推動社會數據化,數據社會化。在這次疫情中,有觀點認為,大數據及人工智能應用程度較高的省市,其治理現代化水平也越高,也越能有效應對突發事件。在您看來,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智能科技,在應對公共突發事件和推動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有哪些突出優勢?

    陳利浩無論是應對公共突發事件,還是推動治理能力現代化,都需要減少信息不對稱、提高信息的傳遞時效、保證信息真實可靠,這是大數據技術的強項;都需要基于真實、全面的數據和透明、統一的規則,進行比較、判斷、選擇,這是人工智能的強項。


    大家都看到了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的“17萬人”大會,這就是利用網絡視頻會議技術、實現社會治理架構“扁平化”的典型案例:全國各地的黨員干部,在同一時間實時聆聽到黨中央的聲音。通過網絡視頻會議的技術手段推動全黨一起開會學習的這種機制,也說明信息技術不僅提供了高效的“手段”,同時也在推動“機制”的革新。


    我認為,科學技術不僅僅是第一生產力,還是社會進步的第一推動力。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正在潛移默化、順理成章、勢不可當地推動著社會的變革和進步。

    記者


      在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的過程中,大數據、人工智能在發揮作用的同時,也有觀點認為:我國人工智能與國際先進水平還有不小差距,數據互聯各自為政、數據互通不足、數據孤島等現象仍然存在。您如何看待這些觀點和現象?我國大數據、人工智能發展過程中,仍面臨著哪些瓶頸和制約?

    陳利浩數據互通不足的現象由來已久,其實技術上已經不存在障礙。我的建議是用應用倒逼整合。比如,一個縣里的政務數據不互聯互通,可以規定群眾去任何部門辦事,只要是縣政府各部門掌握的數據不需要群眾再額外提交,那就能倒逼盡快互聯互通。

    個人認為,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在社會治理領域的應用,還需要進一步革除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應用信息技術的前提,是尊重和信仰科學技術,不能光把它看成“手段”:對胃口就用,不對胃口就不用。要創新理念和模式,去解決那些傳統方式下較難解決的深層次難題,實現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讓人民群眾在信息化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記者


      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政府都愈加重視科技支撐。在智能科技的應用和發展上,您希望政府從哪些層面給予重視和支持? 

    陳利浩:疫情之中及之后,我建議高度重視和發揮移動互聯網的作用。在依法確保個人隱私的前提下,建議把每一名公民的實名手機作為他的個人健康終端,手機自動檢測或者人工錄入求醫問診記錄等健康信息,把全國人民的手機健康終端進行聯網。在該系統中,嚴格界定個人健康隱私和涉及疫情線索等特定情形的公共衛生信息,制定最為嚴格的訪問、使用規則,確保只有涉及到公共衛生事件特定線索時,才會被依法依規有限使用,從而使任何疫情線索都能在第一時發現、被反饋、被處理。于提高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或其他事件的能力,實現國家整體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都有著非常積的意義。

    記者


         中共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關于信息科技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如何更好發揮作用,您有哪些思考和建議?

    陳利浩信息科技,在許多行業已經有了應用效果較好的樣本。在國家治理領域,信息科技同樣不能被簡單地看成只是原有機制、模式和方法的“強化”、“細化”,而是有助于推動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的創新,提升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水平。我舉例談四個方面:

    一是輔助決策。地方政府的大部分日常審批工作,主要是對照相應法規對申請者按規定格式提交的信息加以評判。建議設計人工智能的“審批助手”,深度學習、掌握相關法規,并逐步提高申請信息的數字化程度,從而由“審批助手”循序漸進、高效優質地代替越來越多的日常甄別、審批工作。進一步,建議設計 “人工智能決策助理”,讓這個“助理”學習與決策相關方針、政策、法律、法規、歷史案例等,了解從多源的社會數據抽取、分析得到的“社情民意”、“最大共識”,從而讓它成為一個“不斷學習、時刻更新、無一遺漏、永不疲倦、高度穩定”的決策助理,為各級黨委和政府提供決策參考。這樣,就能把高效決策和超強執行的顯著優勢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相結合,既能保證決策和執行的效率,又能實現必要的制約和制衡,充分發揮制度效能。


    二是廣集民意。改革、發展的深入必然伴隨經濟結構多元、社會階層多樣、利益訴求復雜,傾聽、收集各個階層人民群眾的意愿成為治理剛需。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涉及一部分群眾利益、特定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這部分群眾中廣泛商量”。實名制后的移動互聯網,為廣泛征集民意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行性。可以按照預設的分類把要商量的內容精準發放到涉及群眾的手機上;參加商量的群眾可以用手機發表意見、參加表決;可以由后臺程序對群眾發表的意見分類匯總、統計分析,必要時再度征求意見,做到“無一遺漏”;可以通過手機反饋商量結果、實施跟蹤等。


    三是傳遞信任。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高度信任,但也存在著局部的某些政務數據被誤讀、引起爭議的情況:公布一段視頻,會有人質疑“動過手腳”;明確“臨時工”身份,也會招來“頂包”的吐槽。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區塊鏈集體學習會上要求,“探索利用區塊鏈數據共享模式,實現政務數據跨部門、跨區域共同維護和利用”。建議按照這一要求,把易被誤讀的政務數據“上鏈”:政府部門存放這些數據本身,而把這些數據的“數字指紋”存放在經過認證的“第三方”,政務數據的真實、可信,可以通過第三方所存放的“數字指紋”來驗證、保證,用技術手段杜絕了責難,確保和傳遞了信任。


    四是信息對稱。一些重要領域的改革都對信息對稱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例如,國企改革的重要目標是建立和完善“委托代理機制”,而委托代理機制的困境之一在于信息不對稱,無論是授權、考核、監督、激勵和約束,都需要充分、完備的信息。隨著國企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企業內部的信息透明、統一、實時已經得到保證,只要充分利用區塊鏈等可信技術,設計有效的外部監管接口,在適當的分布式機制下把企業數據的“數字指紋”存放在監管部門,通過可驗證的“不可篡改性”來保證可信任,就可以保證股東和公司、監管層和企業之間的信息對稱,大大推進改革進度。其他如自然壟斷等行業的改革也都可以依照這個思路。


    以上只是信息科技用于社會治理的幾個例子。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明確要求:“網信事業發展必須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作為信息化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人民群眾在信息化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只要始終遵循這一“人民主體”的原則,我們一定能讓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在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事業中發揮越來越大、越來越善的作用。


    作者:《團結報》記者 周福志

    來源:團結報團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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